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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用药，不管是中成药还是汤药，很少用单味药，而是大多采用复方配伍。其根据就是所谓“君臣佐使”理论，把处方中的药分为四类，君药是处方中主治疗主证的；臣药是辅助君药治疗主证，或治疗兼证的；佐药是配合君、臣药治疗兼证的，或抑制君、臣药的毒性的；使药是指引导诸药抵达病变部位，或调和诸药的。
中医药界大佬们的意思就是，虽然含马兜铃酸的中药有毒，但是和其他中药放在一起，按“君臣佐使”配伍，毒性就被抑制了。听上去很美妙。但龙胆泻肝丸的悲剧已经告诉我们，事实未必如此。一种药物的毒性碰巧被别的药物给抑制住的可能性当然是有的，但是那毕竟是小概率事件，如果没有实验能够证明的话，应该默认为毒性不变（甚至增强）才对，因为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。
但中医药界却反过来，认为即使没有实验依据，也可以认定“君臣佐使”配伍能够抑制药物毒性，比如抑制马兜铃酸的毒性，虽然目前没有发现有什么物质能够抑制马兜铃酸的毒性。也曾经有中医院士想用实验作证，在关木通被禁用之前，找了一些患者做实验，让她们服用含关木通的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，说是没有发现服用后尿中低分子量蛋白有变化，以此说明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本身无毒，“关木通的肾毒性可能与超量、长期、不辨证服用有关”。其实这个实验是很不严谨的，因为肾脏有强大的代偿功能，即使部分功能已受损，也未必能通过检测尿液发现，所以没有发现尿中低分子量蛋白有变化并不能证明肾功能没有受损。
在已知药物极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重大损伤的情况下，拿人来做毒理试验，是很不人道的。人道的做法是拿动物做实验。动物实验还有个好处，可以对器官进行解剖，发现早期的病变。最近台湾研究者就拿小鼠做实验，看看是否真像中医说的，按“君臣佐使”配伍可以消除马兜铃酸的毒性。他们研究的是中成药补肺阿胶汤。这种中成药的君药是阿胶，臣药是马兜铃、牛蒡子，还有杏仁、糯米、甘草是佐使药。按中医的说法，里面虽然有马兜铃科的马兜铃，但杏仁、糯米、甘草能够抑制其毒性。
台湾研究者就拿补肺阿胶汤和单味马兜铃做比较，分别让小鼠服用20天。马兜铃含有马兜铃酸，服用它当然会对小鼠肾脏造成损伤。不出意料的是，补肺阿胶汤也对小鼠肾脏造成了同样的损伤，“君臣佐使”配伍并没能抑制马兜铃酸的毒性。“君臣佐使”配伍只是一个美妙的神话，并不现实。
在中国，中医依然不愿意接受客观标准的检验，还停留在“感觉有效”、“就是相信它有效”这样的阶段。另一种辩护词是：中医已经接受了两千多年的实践检验。但“实践检验真理”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，东方的“天圆地方”和西方的“地心说”都是实践的认识结果；具体到中医，千年的实践没有能够发现马兜铃的肾毒性和何首乌的肝毒性，也没有发现甘草的类雌激素作用，以及柴胡、夏枯草（凉茶的主要成分之一）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。
此等案例不胜枚举。近几十年来医学科学界（并非中医界）在中医药研究方面最大的收获就是：确证了绝大多数中药都具有原先不清楚的毒性，其中一部分还是相当严重、甚至是致命的。
而以一本糊涂账的方式继承下来的中医，自身基本上没有能力发现和确证中药的毒理性质，则“以毒攻毒”作为辩护借口也就压根靠不住——药物毒性究竟如何都不清楚，谈何以毒攻毒？包括龙胆泻肝丸在内，几乎所有问题中药的致命毒性最初均为国外研究机构发现，也足以说明这一点。这一事实同时也说明，中药作为一种安慰剂也是不合格的（安慰剂要求不能有毒性）。
在现代医学产生并普遍得到应用之前，东西方人平均寿命没有太大差别（均未能超过30岁，现代医学则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内将其提高了一倍多）；无论是西医（指的是希波克拉底等人建立起来的传统西医）、中医还是非洲原始部落里目前还存在的巫医，对于人类寿命的提高，均没有做出显著贡献
